摘要:清末，西医传入云南。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伴随着西医的传播和发展，云南地区近代意义上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点及面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建立了省、县两级卫生管理服务体系，建立和发展了一批重要的西医医疗机构，建设和培养了一支基础的西医人才队伍，形成了以西医为主导、中西医协作并存的医疗工作格局。西医传播发展及云南卫生事业近代化取得的成就，为云南现代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西医；云南；传播发展；近代化
西医，即近现代西方国家医学，它是近代以来在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药物学、诊断学等一系列学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医学系统，是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年鸦片战争前后，近代西方医学开始传入广州、香港、上海等中国沿海地区，此后，随着沿江、沿海等地更多通商口岸的开辟和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等)在中国的传播，近代西方医学也在中国城乡特别是中心城市得到了广泛传播。清代光绪朝中期前，云南地区的医疗方式为传统的中医和民族民间医术。光绪朝中后期，随着西方势力的进入和云南地区的对外开放，西方医学逐渐进入云南。西医在近代云南的传播和发展，开启了云南地区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进程，促进了云南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并为云南现代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关于西医在近代中国传播和发展的问题，学界已有一定研究，但相关成果多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作为具体例证，少有涉及云南的内容，即便在少数文章或书籍中有所提及，也未及详细说明。[1]在为数不多的研究论文中，医院在近代云南的建立况。[2]故此，本文拟对西医在近代云南的传播发展问题作一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以此展现云南卫生事业走向近代化的基本历程。
一、西医传入云南与中西医并行格局的形成
在清代光绪朝中期以前(约年以前)，云南地区的医学全为传统中医及民间医学。中医根据中国传统医学理论和诊疗经验对病人进行诊治，民间医学根据民间常用诊疗方法及经验来对病人进行诊治。无论是传统中医还是民间医学，行医者都为私人性质，他们或医、药一体，开方兼售药，或者只开方不售药。行医者既靠诊治病患为生，同时对贫困患者也给予免费诊治。光绪五年(年)，云贵总督刘长佑下令设立官医局，内置官医1人，医士2人，医官负责看病，医士负责种痘。[3]医官为病人诊病，无论贫富，都不取诊费，但只开药方而不给药。医官和医士的薪水由政府支给。官医局实际上是一慈善性的官办施医处。年后，官医局被裁撤。总体而言，在光绪朝中期以前，云南地区既无西医，也无官办的医疗卫生体系，仅靠民间中医及私人药铺承担医疗卫生服务的职能，整个卫生事业处于极度落后的状态。
(一)清末西医传入云南的基本情况
中法战争后，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以越南为基地，加紧对云南进行渗透扩张活动。年，滇南重镇蒙自开放成为通商口岸。法国在蒙自设立了领事馆、洋行等机构，为法国殖民势力服务的近代医学技术和医疗人员也随之进入云南。年，英国铁路工程师H·R.戴维斯(H．R．Davies)来到云南蒙自考察，他对在蒙自生活的外国人情况作了这样的记述:“这儿是年才成为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居住在城外一个好地方，当时除海关人员外，欧洲人中还有一位法国领事、一位医生和一位法国商人。”［4］戴维斯的记述是现今所知西医开始进入云南的最早记录。根据戴维斯的记述，最早来到云南的西医医生是法国驻蒙自领事馆的法国医生。此后，法国在昆明、蒙自成立了正式的医疗机构——医院医院。
医院(即“医院”)成立于年，是云南地医院。［5］院址在昆明瞻华街升平坡头，即今华山西路昆明市妇幼儿童保健院所在地。医院直接隶属于法国驻滇领事府。初建时，院长为法国人裴力，副院长为法董，裴力回国后，由法董继任院长，第三任院长为万利泰。他们均是主要医生，副职医生多为越南人。医生一般为三四人，护士亦只三四人，且多为越南人。医院建院之初，仅有一外诊疗室。后来增建住院病房，共有4间病房，大间设7个床位，小间设3个床位，共约20个床位。
此后，又增辟一内诊疗室，专供驻昆明的清朝官员入室治病之用。[6]医院开业之初，为招徕客人，凡去看病的人均不必挂号交费，由医院免费治疗。后来，医院规模扩大，改名“医院”，设病房23间，病床40余张，开始收一角的挂号费，三五角的药费，住院病人每日收二三角的房钱。[7]门诊看病时，医生根据病情的类别，分批分类治疗。［8］医院一般病情均能诊治，尤擅治疗花柳病。由于当时西医刚刚传入，人们对西医的疗效还存在疑虑，同时担心受到花柳病的传染，群众多不愿意到医院治病，到医院看病的多为教会信徒及其家属。[9]
蒙自医院开设于年，地点在蒙自县城东门外李家花园。医院由法国驻蒙自领事监督。医院成立时有法籍医师1人、越南籍副医师1人、越南籍护理人员6人。医院开业之初，其服务对象为外国侨民、滇越铁路职员以及海关、洋行、商行的特约华籍人员。后来，医院规模的扩大和医护人员的不断增加，开始收治一般华人患者。年，由于原驻蒙自的法国领事馆、东方汇理银行、海关及许多洋行、商行撤往昆明开展业务，主要为驻蒙自的外籍侨民及相关机构服务的医院及其分院也随之停业。
医院是昆医院，筹建于清朝末年。年2月，云南地区新军编练成镇(师)，即陆军第十九镇。全镇设有军医长、医官、医兵，人员编制多名。［10］同年3月，即在昆明创办陆军军医局，办理全镇的医务。“医局之制，平时筹办中、外各卫生药料，教练医兵，以便疗治调护。遇行军时，或一军一镇一协独当一面，由局添派员司，医院。”［11］医局设立之初，先在局内设养疾院，以疗治全镇官兵及陆军各局、所、学堂人员。［12］年云南重九起义建立新政府后，始在昆明东寺街建造房屋，正式成立医院。
医院、蒙自医院的建立，以及云南医院的设置，标志着以近代西方医疗技术、方法和药物进行治疗活动的西方新式医学正式传入云南。
(二)中西医之间的争论与相互借鉴
光绪末年，西医传入昆明之初，中医、西医之间因为医理、医术差异，发生过优劣之争，彼此之间相互攻击。据亲历者回忆，西医说中医治病，没有仪器，没有客观指标，中医处理同一个病人，往往出现结论不同、处方各异的情况；而中医则认为，传统中医历史悠久，医理深刻，临床经验丰富，中医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病情，其所开出的处方，疗效常常高于“只重形式，不重实际”的西医。[13]从民众对中、西医的态度来看，当时人们看病，首先习惯于看中医，只有当中医看不好时，才去看西医，如果西医也看不好，人们就不问病症如何，看果不看因，认为西医也不行，再加上当时西医诊费、药费、手续费都较贵，因此，最初信赖西医的人极少。
由于西医得到云贵总督锡良等政府官员的支持，因此，中、西医争论的结果，比较而言，还是西医占了上风。此后不久，西医便因其疗效显著，得到了患者的认可和信任，在社会上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年成立的私立能仁医馆在其行医广告中说道:“中国古医法，失传久矣!西人于内、外科，精研考究，列为专门，吾华则瞠乎其后。本馆有鉴于此，特集合在外洋医学毕业数人，创设能仁医馆。用欧西最新法以治外科，用中国旧法以治内症。”［14］即是说，能仁医馆认为，西医较之中医更为先进、科学，特别是在治疗外科疾病方面效果更著。因此，能仁医馆将西医、中医医生集中在一起，共同为患者服务，用西医方法治疗外科、用中医方法治疗内科。
值得注意的是，清末民初之际，西医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不仅为昆明的新派人士所推崇，也为本地的一些中医医生所认可，他们希望中西医相互协作，共同为患者服务。年，昆明地区中医世家出身的名医姚长寿就联合西医医师，向省议会提出呈文，吁请创医院。他们认为，中、西两医，各有所长，“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希望创医院，并创设西医研究所，学习西医诊治办法，以此为民众服务。［15］姚长寿等的提议，虽然由于经费、地点等因素的限制未能实现，但反映了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希望中西医联合协作、共同为民众服务的愿望。此后，中医医士[16]学习西医的技术和方法，发挥中、西医各自所长，为病患服务的事例越来越多。
昆明不忍医馆创办者周传性以西医方法提炼中药制剂，以此提升药效、便利患者的事迹，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周传性为前清举人，清末曾任清廷度支部官员。辛亥革命后，周传性回滇，先后担任云南财政司司长和云南省议会副议长。周传性虽长期为官，却对中医甚有研究。他在居留上海期间，看到西医配制各种药水和合剂的方法，觉得甚为科学，相比之下，中医传统的煎服方法，既不卫生，也不利于提取药物的有效成分，故决定仿照西医蒸馏提制药水的方法，提炼中药制剂。为此，他从上海购买制药器械回滇，选取一些行之有效的中药处方，在昆明家中试制合剂。周传性以西医制药方法，试制出了多种行之有效的常见病治疗合剂以及常用药的单味酊剂。［17］年5月，周传性在昆明西院街(今五一路)创办不忍医馆。医馆开业时，周传性介绍了自己以西医方法研制中药制剂的思路:“本馆主人，研习医药有年。每慨吾国医学退化，不如泰西医药之神效、便利。历年在沪，考求西药之升炼、制法。特购回制药新器数种，精选吾国古来效用良方，依照西法升炼，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制成各种药水。”［18］在云南医药史上，以新法提制中药，周传性是开创者，反映出民国前期中医人士对西医方法所持的开放、学习态度。
二、民国时期昆明地区西医医疗机构的建设和发展
民国时期，全省的西医诊疗机构多集中于昆明；同时，昆明地区正规的、医院或诊疗所均为采用近现代西医的理论、方法、药物和仪器为病人诊疗的西医医疗机构。当时昆明的西医诊疗机构(医院、诊疗所等)，从主办者的身份来看，可分为外国人所办医疗机构、地方政府官办医疗机构和民间私人医疗机构等三种。
(一)外国人所办医疗机构
1.法国所办医疗机构
法国在昆明所办医疗机构主要为医院医院。医院成立于年，地点在昆明城外巡津街31号(医院院址)，由法国人创办，直属法国驻滇领事署。院长为法国人穆礼雅，医师有越南籍医师裴文贵，中国籍医师秦开业、吴文肥等。［19］根据年的统计资料，医院有医师5人、药剂师1人、化验师1人、助产师1人、实习生8人，有病床50张，检验室、手术室、X光室皆备，门诊人数人，住治院治疗人数人。［20]医院成立后，原医院撤并入医院。
2.教会所办医疗机构
年，香港中华圣公会医生英国人李惠来至昆明游历。他看到昆明医院，回去后即向中华圣公会建议在昆明设立教会和开办诊所。同年，英国即在万钟街(今东风西路东段)开设圣公会，并在圣公会礼堂内开设诊所。中华圣公会由英国人蓝斯德主持教会工作，李惠来主持医务工作。圣公会诊所的药物和员工均由教会供给，教会负责人蓝斯德也充任医生，负责检病工作。圣公会诊所设有布道员，向应诊的病人宣传布道，也约候诊的病人到教堂去参加礼拜。每天前往诊所看病的病人约有四五十人。［21］
年，圣公会在广聚街(今金碧路)租得桑田地4亩及民房3所，建设门诊部和住院部，以此建设规模更大的医疗机构。医院是将上帝的恩惠降于云南，医院命名为“医院”。年，医院(院医院)正式成立。医院的行政组织分为董事会、院长、医务部、护士部、事务部等部门。其中，医院的主体，内部分为内科、外科、妇产科等三科以及各科诊科、化验室、药剂室等部门。［22］医院先后由李惠来、华德生、姚汉平、易理藩担任院长，在医院服务的中国籍医生有薛子谦、姚汉平、秦作梁等。［23］外国医生、护士的工资由教会供给，中国医生、医院的经费收入中开支。［24］根据年的统计资料，医院有医生8人、药剂师6人、护士31人、检验师3人、助产士4人，有病床87张，门诊病人数人，住院病人数人，并附设有护士学校。[25］
从对外服务来看，医院分为住院部和门诊部两部分。住院部约有80个病床，分为普通、头等、特等三种服务等级——普通级别的服务收费较低，头等、特等级别的服务收费较高。门诊分内科、外科、妇产科三科施行诊治。除此之外，医院，医院也做了许多慈善性救治工作，每周二、五为贫民免费治疗和送药，获得社会的良好评价，就诊者也日众。抗战期间，日机频繁轰炸昆明，民众伤亡惨重，医院积极地义务救治受伤难民，并因此获得云南省政府的奖励，被赠予“仁心仁术”匾额一幅。同时，由于业务扩大，医院还在昆明车家壁和曲靖设立了分院。［26］
(二)地方政府官办医疗机构
1.医院
年，省会警察厅对昆明城南万钟街到小西门一段城脚(今东风西路)的关帝庙、吕祖庙加以修葺，医院，以治疗警察、清道夫等人员，医院经理(院长)一职由省会警察厅卫生科长兼任。院中设有中、西医两科。中医科有医生2名，只能为病人诊病、开处方，没有药房，不能为病人抓药;西医科连院长、医生、护士在内，有十余人。医院在为警察人员看病的同时，也兼而救治社会上的贫病人员，故医院，成为一所具有慈善性质的医疗机构。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医院划归市政公所管辖，改名为医院。年前后，段新吾担任院长，对医院设施和服务进行了扩充。与医院时期一样，医院除为警察服务外，还为一般民众服务。凡警察人员，无论门诊还是住院，一律免费，遇到普通民众看病或住院，则根据病人经济情况，费用予以减半或全免。市民来院种痘，以前收费五角，此时也给予全免。[27]至20世纪30年代，医院每日门诊约三四十人，住院患者约十余人，办事职员约20余人，每月领支经费旧滇币约余元。［28］
年，云南省民政厅卫生实验处成立，医院划归该处管理，改称昆明第一卫生所。年，昆明市第一卫生所拨归昆明市政府卫生局接办，医院。市政府接办后，除由省卫生实验处每月继续补助经费国币6万元外，并由市政府每月拨给经费数万元。这时，全院共有病床60张，医务人员23人。分设内、外、妇、产四科，手术室和检验室各1个。每月诊治患者余人。［27］年后，医院迁到巡津街与医院合并，成医院。
2.医院
年省民政厅卫生实验处成立后，即着手在昆明金碧公园内建设医院，作为全省的中心医疗机构。年3月，门诊部建立，先行展开诊疗工作，次年春，医院大楼建成并投入使用。年4月1日，医院正式成立。医院虽为卫生实验处筹备设立，然而建成后经省政府会议决定由省民政厅直属，任命秦光弘为院长。医院有病房41间，病床张。医院的诊疗科分为内科、外科、产妇科、小儿科、皮肤科、眼耳鼻喉牙科、理疗科，医疗设施包括检查室3间、X光室1间，电疗室1间，接产室1间。年，成立新的门诊部大楼；年，增建了传染病房大楼。［29］年，全院共计门诊病人人，治疗住院病人人，全院医护人员有98人。［30］医院成为当时昆明医院。
3.医院
医院成立于年8月，专以救治贫病市民为宗旨。该院直属于省民政厅，由民政厅指拨市区华山西路(原医院旧址)为院址，筹办经费由省财政厅和富滇新银行各筹拨20万元，共计40万元。自年起，每月由省财政厅拨款元作为日常经费，年增加到元。医院的门诊部设有内科、外科、皮肤花柳科、眼耳鼻喉科、产妇科、小儿科，每月诊治病人余人。由于实行免费诊治，就诊病人极多，使得开支增大，难以为继，故从年起，奉令酌予收费，以予补助，但对清贫患者，仍是免费施诊。［31］
(三)私人诊疗机构
民国时期昆明地区著名的以西医为主的私人诊疗机构有能仁医馆、医院、医院、医院等。
年3月，昆明部分中医和西医医生联合，在昆明南城埂脚盐道街鹤丽镇公馆(今市中心百货大楼左侧)，成立近代医院——能仁医馆。能仁医馆的收费标准为:病人到医馆看病，初诊收费1元，复诊则只收药费，出诊每次5元；医生有暇时，主动上门为病人服务，初次收费2元，以后复诊，每次只收“舆马费”5角。医生看病，每次都出具“病症”记录。医院在昆明首开病人住院治疗业务，“备有清洁房舍，愿住者每月取房费、看护费8元”，军人、学生及经人介绍住院者，减半收费，而对贫者则不收费。［32］作医院，能仁医馆虽然服务周到，但其较高的医疗收费标准也限制了其业务的扩大，使得其经营时间也不长久。医院成立于年，由吴鸿格、杨怡如夫妇创办。院址在马市口，有医护人员7人，病床8张，分设内、外、儿、妇产科，主要收治妇产科病人。［33］
医院成立于年5月，由时任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邦翰与留学法国回国的医师范秉哲共同创办，地点在东寺街西寺巷张邦翰的家中。医院有医护人员11人(其中医生5人)，病床19张，分设内科、外科、产科等，有检验室、手术室、X光室，设备较先进。［34］年，云南大学成立医学院，聘请范秉哲担任院长，但范仍医院。及至年，因医院业务繁忙，范秉哲无法兼顾医学院的办学工作，为此辞去云大医学院的院长职务，专心从事医院的医疗工作。［35］
此外，还有许少芳在庆云医院(医院)，陈世德与饶娴宜夫妇在临医院，杨景庭在医院，王振宇在新医院，区韶音在篆塘新村开办的医院，姚碧澄在华医院等。［36］
三、西医传播发展与云南卫生行政管理的近代化
(一)卫生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与全省卫生事业的发展
近代时期云南的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清末以前，无论是云南省还是云南府(昆明)，均无专门卫生行政机构。宣统元年(年)，云南省在省级层面设立巡警道，道下设警务公所，在公所内设立卫生科(内设清洁、医药两股)，管理省会警察九区(即昆明县下辖城区及附近郊区)的公共卫生与医药事务。警察公所卫生科成为云南省最早设置的卫生行政机关。
辛亥革命后，巡警道改为巡警局，在局下行政科内设第四科，掌管清洁、道路、河井、食品卫生等公共卫生事务以及医师考验、医院设置等事务。年，改巡警局为省会警察厅，局下设卫生科，科内设保健、医事、药剂、防疫四股，管理省会地区(昆明城区及附近地区)的公共卫生和医疗事务。年8月，在昆明县之外，成立昆明市政公所，管理省会地区的公共行政事务，原省会警察事务，也归并市政管理，将原卫生科改为卫生课。年，昆明市政公所改组为昆明市政府。此后，省会公安局独立设置，不属于市政府的内设机构。省会公安局下设卫生科管理省会地区的卫生行政事务。［37］这一时期，卫生科除了办理清洁、医药、防疫等事务外，还注意对市民加强卫生宣传教育，通过举办市民卫生讲话、女子家庭卫生讲习所、通俗卫生讲演会等活动，发行《卫生会刊》《通俗卫生小言》《个人卫生》《论家庭卫生说》等刊物和书籍，向市民宣传卫生知识，增强市民的卫生意识。［38］在年昆明市卫生局成立之前，省会地区的卫生行政工作一直由省会公安局主管。
从省级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置来说，年，中央政府设立卫生部(署)后，即通令各省在民政厅内设立卫生处或卫生专员，办理全省卫生行政事务。云南省依部令，先在民政厅内设卫生专员，年又在民政厅第五科内添设一等科员一名，专管卫生行政事务。年，在民政厅专设卫生科(即第六科)，主管全省卫生行政工作，科内分保健、防疫、医药三股，各设主任、科员、助理员等职员。卫生专员和卫生科设立以后，在卫生教育、公共清洁卫生管理、医药管理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39］年，中央卫生署派科长姚永政医师来滇调查思普地区瘴疫情况，云南省政府即请其代为计划全省卫生医疗事业及设施步骤，稍后，卫生署又派国际联盟驻华卫生处顾问司丹巴博士来滇，会同商定先在省会创设全省卫生实验处，作为全省卫生事务的专门主管机关。年7月，全省卫生实验处成立，直隶于省政府，综理全省卫生医药事宜及筹备各县卫生机构，同时训练各种卫生干部人员。年，经省政府议定，卫生实验处改隶于民政厅。年，卫生实验处改称云南省卫生处，仍由民政厅领导。全省卫生实验处的设立，结束了全省卫生行政工作附属于民政工作的局面，标志着云南省级卫生行政专门机关的正式建立。
全省卫生实验处成立之初，由姚永政任处长年姚辞职后，由缪安成接任。办公处初设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内年在医院后面另建办公处所。年前，因经费限制，卫生实验处仅设医政、保健和总务三科，并于总务科下成立卫生材料室，以便供应各卫生院所需要的医疗器材，附属机关则有昆明第一卫生所、卫生实验所(负责医药检验工作)、省会麻风病院等机关。年，由于经费增加，即扩大组织，处内分设秘书室、技术室、第一科(医政)、第二科(防疫保健)、第三科(卫生工程)、第四科(总务)及会计室。医院(原昆明第一卫生所)、卫生实验所、麻风病院外，增设了卫生材料厂(由总务科下的卫生材料室扩大而成)、卫生人员训练所、昆明卫生事务所、医院、医院及医疗防疫队等。［40］
全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积极推进全省卫生事业的发展。一是指导帮助各县成立卫生机构，至年，全省个县中，已有个县成立了卫生院，只有边远地区数县未能建立。［41］至年底，全省仍有卫生院96个(包括昆明的省医院)。虽然由于经费、人员等条件所限，多数县级卫生院仅有一个简单的门诊部，但毕竟建立起基本覆盖全省的医疗卫生系统，能够开展牛痘接种和产妇住院分娩等服务，其中个旧、昆明、宜良、云县等少数县级卫生院，设施条件较好，每个卫生院约有20多张病床和产科接生室。［42］二是开展卫生干部训练，训练各种卫生人员23班，毕业人数名。［43］三是开展各种传染病的防治工作。云南为瘴气多发地，瘴症(即恶性疟疾)是云南省最主要的传染病，此外痢疾、伤寒也为云南常见的传染病。抗战爆发后，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鼠疫、霍乱也呈流行的趋势。针对这些传播性疾病，云南省卫生处与中央卫生防疫处合作，派出众多防疫人员，采取各种措施，开展了大量有针对性的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外，为了做好天花症的防治，卫生管理部门主持培训了大量种痘人员，通过种痘预防，使天花传染病得到有效遏制。
(二)政府对中医医士、西医医师行医资格的规范和管理
年，云南省军政府建立后，即十分重视医疗监管工作。年7月，民政长罗佩金饬令省会警察厅举行医士资格考试，对昆明行医者的资质进行审查考核。罗佩金发布的令文说:“吾滇对于医士，向取放任主义。政府即少所提倡，人民亦罔知自爱。生老病死，悉听自为起灭，针灸按摩，几尽人可为医。以故市井悬壶之徒，学未专精，居然问世，操觚率尔，遽诩名家。只图诱取金钱，不惜草菅人命。以医而治病及误药而杀人者，街谈巷议，多所见闻。……若非从严取缔，不足以重民命而保健康。合行令该警厅召集省会开业各医试验，若非及格领有执照者，即不得在省会营业。”［44］为此，从年起，省会警察厅对在昆明行医的中医医士定期或临时进行了多次考试，5年间录取中医士人。［45］从年起，定为每年8月定期进行医士资格考试。
年昆明市政公所成立后，专门成立了“昆明市考试医士委员会”，制定考试规则。其特点:“一在取公开主义，改用委员制，所有试卷咸经连席衡阅，公评优劣;一在取实地试验，以头场仅凭学理，二场就医院之病人，命其诊断，然后合定平均分数。”［46］即是说，从考试内容来说，既考学理知识，也考诊疗实务；从成绩评定来说，考试成绩由委员会根据两场考试情况集体作出评定。可以看出，这样的考试和评价方式，既科学合理，也公平公正。据统计，从年举行医士考试开始至年，共取录中医医士名，均予以注册登记，发给行医证书。［47］年，省会公安局以近年来市政发达，人口繁庶，医士尚觉不足，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故决定从本年起，医士定期考试每年举办两次，以遴选更多的医务人才。［48］
最初的医士考试，主要针对中医医士。至于西医医师，凡经医学校毕业领有毕业证书的，自然具有行医资格。也有一些医师，医院的学习训练，但未获得毕业证书，他们也申请参加医士资格考试，这样，从年起，医士考试中加入西医一科。但数年间，申请考试者，竟无一人合格取录。［49］
20世纪20年代以后，从国内外医学校毕业来滇行医的西医医师不断增多，对西医医师资格的审核工作也势在必行。年，中央卫生部发布部令，规定凡属医师、药师、助产士，均应照章缴费，呈验文凭，汇报中央，发给部证，乃得营业。为此，省会公安局根据部令，将在滇行医的38名医师的证照，汇齐报部，经中央核准，发给部证者仅为医师29人，助产士1人。［50］其中，除英国医生卫德元在昭通县城行医、广西籍医生农华莘在个旧行医外，其余都在昆明行医。
年云南省卫生实验处成立后，注重加强对医师行医资格的规范和管理，对昆明地区的医师行医资格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即:凡开业西医，须有卫生署发给医师证，卫生处即凭医师证发给登记证，开业人员再凭卫生处发给的登记证向市政府请领开业执照；中医开业，须经云南省中医检定委员会检定合格;西药房经营者则须雇用领有卫生署所发凭证的药剂员或药剂师，始能营业。［51］否则，即予取缔。根据统计，—年间，全省登记在册的合格医师数共计为:中医士人，西医师人，药剂师17人，牙医师9人。［52］这一时期云南医师人数迅速增长，与抗战爆发后外省人口大量迁滇及外省医师入滇具有密切关系。
四、结语：近代云南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成就
医疗卫生事业是现代公共服务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末，以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为起点和标志，云南医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进程开始启动。半个世纪(约—)的时间里，云南地区近代意义上的医疗卫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点到面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医疗卫生体系。
一是建立了省、县两级卫生管理和服务体系。在省级层面，年建立了单独的卫生行政管理机关——云南卫生实验处(后改称云南省卫生处)，统管全省的卫生行政和医疗服务工作。年，在云南省卫生处的基础上，建立了云南省卫生厅。在县级层面，绝大多数县设立了县级卫生院，作为全县的卫生行政及技术实施中心机关，少数条件较好的县区，在县卫生院下设立了卫生分院或卫生分所。县级卫生院的职责，除了医疗救济外，还包括防疫、环境卫生、妇婴卫生、学校卫生、教育卫生、医药管理等工作。［53］虽然由于经费和人员所限，多数县卫生院的工作条件较差，但仍开展了许多基本的医疗和公共服务工作，成为当时全省医疗卫生事业的主要力量。省、县两级卫生行政和服务体系的建立，构建起云南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框架，并为以后全省卫生事业的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二是建设和发展了一批重要的西医医疗机构。随着西医的传入和发展，一批西医医疗机构逐步建立，从省会昆明的省、医院到各县卫生院，医院医院，均为以西医方法、技医院。医院构成了年前云南全省医疗机构的主体部分。不仅如此，民国时期昆明地区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批西医医疗机构，不仅为云南卫生事业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奠定了现代云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年后，在原医院的基础上，建立医院；在原医院医院的基础上，建立医院；在原云医院的基础上，建立了昆医院；在医院旧址，医院;在原省医院基础上，建立了
医院;医院(成立于年)的基础上，建立医院等。可以看出，现今昆明地区著名的“大医院”，几乎全部源自近医院，至今，“医院”“医院”“医院”等仍是人们对相应医疗机构的通称和俗称，医院将其在北市区所建分院命名为“医院”，同样表明一种历史的传承和发展。
三是初步形成了一支基本的西医人才队伍。年时，云南地区的西医医师数几乎为零，此后，经过40余年聚集和培养，至年前后，初步形成了一支基本的西医人才队伍。根据年的统计，云南各卫生院中，院长及医师共计人，其中由医学院毕业的23人，军医学校毕业的28人，医学专修科毕业的30人。另据统计，在当时全省名卫生院长(包括省、医院和县级卫生院长)，由医学院毕业的23人，由医学专修科毕业的30人，由军医学校毕业的29人，由军医训练班及补习班毕业的13人，普考及格者11人，各种卫生人员训练班毕业的16人，护士学校毕业的3人，医士学校毕业的4人，其他2人。［54］通过上述两组数据的对比可以看出，当时全省各卫生院院长几乎全由受过较为正规的医学教育或训练的医师充任，医院的业务医师，医院的行政主管。正是这支新型医学人才队伍搭建起云南近现代医疗卫生工作的基本体系和框架。
四是形成了以西医为主导、中西医协作并存的医疗工作格局。相对西医而言，传统中医是“旧医”，西医是“新医”，但西医在近代云南的传播和发展，并非是以“新”替“旧”，而是新旧并存，新旧互补，尽管当时主流的趋势是提倡西医、发展西医，但由于西医资源有限，在实际医疗工作中，中医仍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诚如卫生主管部门所言:“中医学术，千载相传，其学理虽未能阐述于现实世纪科学时代之中，确定基础于唯物理论之上，然其历史悠久，深入民间。学理虽涉虚玄，惟治疗方面，亦有奏效者。且各地新医人才正感缺乏，民间治疗有时不得不借助于中医。”［5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云南卫生行政部门成立中医检定委员会，根据中央卫生署颁布的《中医条例》《中医审查规则》等规定，通过业务考试、证照审验、经历审查等形式，对中医师的行医资格进行检定，合格者发给中医证书。由此，中医师被纳入现代卫生管理体制之中，成为与西医并存互补的重要医疗力量，从而形成以西医为主导、中西医协作并存的医疗卫生工作格局。
按：袁竞(—)，女，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史研究。原文载《学术探索》年第10期。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
责任编辑：杨泽宇
▽西南边疆精选拓展阅读▽
韩茂莉
历史时期中国疆域伸缩的地理基础
张黎波
陈灿宦滇述论
王明珂
田野、文本与历史记忆
徐冲
历史书写与中古王权
赵世瑜
明朝隆万之际的族群关系与帝国边略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推荐文章
热点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