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祖禹，字淳甫，一字梦得，成都华阳今四川成都人，仁宗嘉枯八年（）登进士甲科。曾任资州龙水令、秘书省正字、著作郎、起居舍人、右谏议大夫、翰林学士等官职，后遭贬滴，卒于贬所化州今广东化州县。一生著述颇丰，尤以参修《资治通鉴》及自著《唐鉴》最为有名，有“唐鉴公”之美誉。
年少中进士
范祖禹从一出生，他的身上也承载着亲人殷切的希望，早年失去双亲的不幸，同时也造就了他坚韧独立的个性以及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在季父范百禄以及叔祖范镇的抚育之下，范祖禹成长为一个智识健全、品性端正的有志青年，他广交当时京师名人雅士，得到范镇的高度赞誉。嘉祐八年范祖禹荣登进士甲科，从此开始了生命的新征程。
范祖禹娶吕公著女为妻大概就在中进士前后，而且是在颖州今河南许昌市这个地方成婚的。宋代有一种习尚，即达官显贵、富室豪商“求婿必欲得高第者”，只要是进士就行，其它一切可以置之不顾。具体而言有榜下择婿、榜前择婿以及榜前约定，榜后成婚等方式。
其中以榜下择婿最为盛行，号称“育婿”。每逢科举考试成绩揭晓之日，“金明池上路”就会出现许多“择婿车”，“红群争看绿衣郎”，竞相选择新科进士做女婿，一日之间，“中东床者十八九”。依据这一特殊习俗，吕公著与范祖禹结翁婿之亲可能就在此前后。
作为岳父，吕公著也是对范祖禹影响较大的一个人，“正献公简重清净，出于天性。冬月不附火，夏月不用扇，声色华耀，视之默然也。范公内翰淳夫祖禹，实公之婿，性酷似公。”的确，在范祖禹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与吕公著相像的地方，例如“盛暑不袒褐，祁寒不拥炉”。
范祖禹对岳父的感念之情亦非常深厚，既感谢当年许嫁以女，如“某辱知于公，实自早岁，取其迁拙，遂齿昏姻”又对其言传身教感激万分，如“仪刑师表，靡所瞻依。追惟训言，流拗何已。”二人之感情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翁婿关系。
参与编修
四月十一日，授试校书郎，知资州龙水县今四川资中县西北，从此开始进入仕途。知资州龙水县任满回京等待吏部铨选之际，迎来了一个后来改变了他终生命运的机遇，那就是经由司马光举荐补缺进入书局参与《资治通鉴》的编修。京洛两地约十五年的修书时期不仅使他的史学才能得到全面提升，还为他广结闻人达士、论学交友提供了宽松的氛围。正是这段修书蓄积期为范祖禹此后的仕途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接到朝廷任命后情绪有些波动，但无论如何这是自己辛苦拼搏来的成绩，是值得庆贺、值得欢欣鼓舞的，积年来的孤苦情绪终于等到了释放的时候。所以，对委任的不满没能完全掩盖他欢快的心情，他要登临高山，歌唱秀水，他要释放自己多年以后，他还清楚的记得当年去龙水赴任途中的景致。
即“山行水透逸，郁屈如盘龙。绿溪夹修竹，被岭多长松”，可见当时的心情还是不错的。尽管对龙水县这样一个“山水远县”不满，但他还是以勤政为民为己任，“劝稼亲老农”，“宽简爱民，尤以兴学校为首务”，将龙水县治理得很好，以至“讼庭可罗雀，铜印苍鲜封”。
神宗即位后，重用王安石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可触犯了一部分官僚甚至宗室、外戚的利益，因此每一项新法颁布之后，朝廷中都会出现激烈的反对。司马光、范镇、赵瞻以及在京外的韩琦、富弼等守旧派纷纷上书表示对新法的不满。范祖禹就是在变法派与守旧派激烈争斗的政治形势下回到京城开封的，随着这次回京，他的人生转入了另一个阶段，命运也从此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治平三年四月，司马光进奏《通志》，英宗赞许有加，“令接所书八卷编集，侯书成取旨赐名”，并特许设立书局，自选助手。依照司马光的设想，《通鉴》将是一部“上下贯穿千余载”的大书，这部巨著对于司马光而言意义非同一般，再加上来自哲宗的支持，因此他非常重视助手的选拔，以保证修书的质量。
设局之初，司马光“首先奏举恕同修”，因为在他看来，“馆阁文学之士诚多，至于专精史学，臣未得而知者，唯和川令刘恕一人而已。”赵君锡也有幸入选，但因父丧而未赴命，司马光转而以刘放继之。熙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刘放通判泰州，书局因此缺人，在这种情况下，范祖禹才得以进入书局。居洛修书看似时日漫长，但客观上为范祖禹加深学问修养、广交名人贤士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司马光手把手地对范祖禹进行指导，这种与著名史学家近距离接触、寓学于实践的方式，促使范祖禹很快地成长起来，不仅圆满完成所担负的唐长编的编纂任务，还在此期间成就了一部不朽著作——《唐鉴》，正是这两《鉴》，基本上奠定了范祖禹史学家的地位，也为他铺就了一条仕宦的通途。《通鉴》修撰完成之后，范祖禹经司马光举荐，担任秘书省正字，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元丰八年高太后秉政，司马光、吕公著等“老成”之人重新得到重用四月，吕公著以资政殿大学士、银青光禄大夫兼侍读，七月，又加尚书左垂六月，司马光代章悼为门下侍郎。当时，新党的头面人物蔡榷仍为左仆射，这就给废除新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于是在高氏的支持下，政见“正相符合”的司马光与吕公著立即策划控制台谏的具体事宜。
六月，吕公著进《上哲宗乞选置台谏罢御史察案》，要求恢复台谏旧制，使之放言直“举朝政之疵缪，指群臣之奸党”。其用意非常明白，即任用旧党人员为台谏，专事攻击新党、新法，并提出了具体的人事安排。于是在十月份，“中旨”除范祖禹担任右正言，但不久即遭到章悼的抨击，范祖禹亦以避岳父吕公著亲嫌恳辞，改授礼部员外郎，又辞，遂改除著作佐郎。
从元祐元年开始，范祖禹在侍讲一职上干了近九年，时间真不算短。在此期间，他充分发挥潜能终于赢得了“今经筵讲官第一”的美誉，甚至在宋朝以后的朝代，范祖禹担任讲官时的言行及所上之若干奏章都成为效仿的对象和举证的有力证据。
六月十八日，范祖禹奏请不可使蔡京镇蜀知成都府。阻止蔡京接替李之纯知成都府，是因为范祖禹对此有所顾虑。因为依照“故事，自成都回者多为执政，其次犹为三司使、知开封府”，而“蔡京素附会奸臣蔡璀”，如果有朝一日蔡京得势，必将不利于保守派之权位。此为祸根之二。
奸臣离间
范祖禹在听到有人传言哲宗“于后宫已有所近幸……或云己有怀娠将诞育者”后非常震惊，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三、二十五日连上两疏劝戒哲宗进德爱身，勿过早亲近女色。这件事在此时已十四岁的哲宗心里留下了恶劣的影响，成为日后奸臣离间的重要罪证。
在祖母高太后去世之后，哲宗才正式执掌大权，这在朝野上下引起不小的震动。其实，垂帘八年有余，高后十分清楚自己去世后的政治态势，元枯八年八月，处于弥留之际的她对吕大防、范纯仁等大臣说“老身没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高后执政期间，提拔任用了一大批人，范祖禹就是其中受到特别器重的一个。为了报答太后的知遇之恩，范祖禹在哲宗亲政之后更加咯尽职守，不过，由于政治取向的不同，范祖禹最终还是遭到政敌陷害，颠沛流离，英年早逝。
尽管范祖禹有尽忠之心，但无奈情势巨变，仅凭若干个人若干奏章又怎能扭转最高统治者的意愿？重新得势的新党对“旧党”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他们“尽变更元裕政事，欲以严刑峻法陷害忠良”，把元裕旧臣统统排斥出朝廷，轻则贬到近地，重则贬到岭南远恶州军，连己经去世七八年的司马光也被追夺了官秩和封号，甚至还有人想将司马光开棺鞭尸。
范祖禹的噩梦也开始了绍圣二年正月五日。
责授武安军节度副使、永州今湖南零陵县安置，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章悼、蔡卞以元枯乳姐之事陷害，责授昭州今广西平乐县别驾、贺州安置。四年闰二月十九日，移送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安置。元符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移化州今广东化州县安置，并诏令其子乡永不叙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