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2期
改革开放40年来，戏曲现代戏有了很大发展并取得新的成就，题材不断拓展，艺术上不断有新的突破。戏曲现代戏的题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革命历史题材，一是现实生活题材。回忆革命史是为了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表现现实生活是为了追随时代的步伐，与群众生活靠得更近。这两方面都反映了壮阔的“人生”，而在体现新的思想观念的同时，在艺术上也不断有新的追求和提高。
在20世纪50年代末，范钧宏曾说：“在确定排演《林海雪原》时，就有个进一步的想法：不止于说明京剧能够表现现代生活，而且要求它更好地表现现代生活。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京剧表现了这样那样的现代题材，而应当要求它在表现这样那样现代题材的同时，提高它的艺术水平，使它能够具备着毫不逊色于表现历史题材而有凌驾其上的艺术魅力。”
从年“大跃进”到60年代的京剧现代戏会演，时光淘汰掉那些艺术质量较低的作品之后，我们发现，范钧宏等剧作家当年的理想正不断向前推进。从《白毛女》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古老的京剧在表现现代生活方面已不再视为畏途。评剧《刘巧儿》《小女婿》、眉户《梁秋燕》、吕剧《李二嫂改嫁》、沪剧《罗汉钱》《芦荡火种》、湖南花鼓戏《三里湾》《打铜锣》《补锅》等作品的出现，更说明地方戏在表现现代戏生活方面具有很强的能力。这些作品中的许多唱段都在群众中广泛流传。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开始了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新征程。这一阶段戏剧创作有两大主题：歌颂老一代，揭批“四人帮”。因为在“文革”期间，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打倒“四人帮”后，戏剧家们以深厚的感情创作了一批歌颂老一代的作品。如越剧《三月春潮》《报童之歌》，秦腔《西安事变》，京剧《南天柱》等（同一时期，话剧舞台上出现了《杨开慧》《东进东进》《陈毅市长》等），塑造了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艺术形象。这些作品不仅在思想上有新的开拓，而且在艺术上对戏曲艺术的表现力是新的突破。50年代，在戏曲舞台上表现军官和干部都感到困难，现在用地方戏的唱腔塑造领袖人物，从大胆尝试到得到观众的普遍承认，说明戏曲在塑造人物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揭批“四人帮”方面则出现了许多有思想深度的现代戏。如根据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改编的川剧《四姑娘》（魏明伦编剧，自贡市川剧团演出），不仅写出了“文革”期间人民遭受的苦难，而且表现了特殊环境中人们互相关怀、互相爱护、为美好未来而抗争的美好的心灵。剧中四姑娘与姐夫金东水隔门相唱的“三叩门”委婉动人，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越剧《明月何时圆》（杨东标编剧，浙江省越剧院三团演出）不仅写了“文革”给青年人的婚姻爱情带来的不幸，而且表现了在这特殊年代里人们感情中的真善美。老作家杨兰春写了《朝阳沟内传》，表现《朝阳沟》的主人公银环、拴保等在“文革”中的遭遇和“文革”后战胜种种困难的新作为。
在令人心酸的悲剧过后，生活中出现许多喜剧性事件，人们的幽默的情怀也更容易得到释放。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齐飞编剧，许昌市豫剧团演出）是有代表性的作品。农民常有福在历次运动中常常挨整，被叫作常倒霉，寡妇魏淑兰因对他的同情而被冤，此后二人却产生了真的感情。“文革”后政治上的障碍解除了，但还要冲破许多“习惯势力”二人才得结合。作品是喜剧，但有许多悲剧的因素，起到了王季思先生所说的“悲喜相乘”的效果。作品可以让人体味和品味很多“人生况味”。
豫剧《焦裕禄》
现代戏及时地表现了生活的变化和不断出现的新人。湖南花鼓戏《八品官》（甘征文编剧）、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陈正庆、田井制编剧）反映了新的农村干部的成长，而“驮妻离婚”“官抬民”等表演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关目。湖南在喜剧创作方面常领风气之先，从《牛多喜坐轿》到《嘻队长》《镇长吃的农村粮》，都在引人不禁中表现了新生活的前进。
剧作家继续向人的心灵深处开掘。扬剧《皮九辣子》（刘鹏春编剧）写一个小人物心灵被扭曲和复归的曲折过程。川剧《山杠爷》（谭愫编剧）描写了一位忠诚于党和热心服务群众但思想观念落后的基层干部的悲剧性的命运。两剧的主人公都带有扬州和四川的地域特点和特定时代的印记，同时又有鲜明的个性，因此都是具有典型性的“这一个”。这样一些形象在此前的戏曲舞台上和剧作中都是没有出现过的。采茶戏《榨油坊风情》反映了新旧思想观念在农村的冲突，一座榨油坊的兴衰折射了社会生活的变迁。川剧《易胆大》《变脸》通过戏曲艺人的遭遇反映了近代人民的苦难和辛酸。
沪剧《挑山女人》
现代戏表现知识分子、城市工人生活更为困难一些，但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京剧《高高的炼塔》、评剧《黑头和四大名旦》等作品，令人耳目一新。《高高的炼塔》中乐队在舞台上身披彩带参与“群众”的表演，《黑头和四大名旦》中自行车的“群舞”都创造了新颖的舞台样式。
上面讲到的很多剧目今天已不再演出，年轻的观众可能已很陌生，我们应该“钩沉”一下，因为它们在现代戏和整个戏曲历史的发展中产生过重要影响，应该进入戏剧史；它们的经验对现代戏今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早在20世纪80年代，江西的戏剧家就提出，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要跨越老故事、老人物、老主题等的“五老峰”，各剧种的剧作家一直努力于这一领域创作题材的拓展和思想的出新。另一个热议的话题是如何超越“样板戏”。60年代创作、后来被“四人帮”钦定为“样板戏”的《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作品，受到“四人帮”的沾染，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特点和局限，但由于众多艺术家的精心创作，所以艺术上达到相当精致的水平。时代要求“超越”它们，但落实到创作中并不容易。然而改革开放以来，许多革命历史题材的新作品，体现出“跨越”和“超越”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除了前面讲到的歌颂老一代革命家的作品外，后来创作演出的楚剧《虎将军》、豫剧《铡刀下的红梅》、京剧《华子良》、评剧《母亲》等，都努力把高级将领、革命者和英雄母亲表现得更真实动人。表现普通百姓的作品如采茶戏《山歌情》《八子参军》、眉户《土炕上的女人》、楚剧《大别山人》、柳琴戏《沂蒙情》等，写出了广大群众对革命的无私奉献与博大的革命情怀。粤剧《驼哥的旗》、京剧《浴火重生》、淮剧《送你过江》等作品描写了一些在险恶的环境中也努力保护自己、或曾经动摇过、或有一定私念的人物，但他们的主要倾向是革命的，或经过严酷斗争的洗礼变得坚强起来，或走向进步。这些作品揭示了革命斗争生活的复杂性，能够引起观众更深刻的思考。
京剧《华子良》
进入21世纪以来，表现群众生活的作品题材更为开阔，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表现“村官”的如淮剧《十品村官》、评剧《三醉酒》、陇剧《苦乐村官》，写留守妇女的荆州花鼓《十二月等郎》，写“搬迁”的秦腔《花儿声声》，都避免了图解政策和表扬好人好事的倾向，努力向人物的心灵深处开掘，并具有不同地域不同剧种的鲜明特点。而陕西戏曲研究院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表现了都市中不同人群的道德观念和新的精神风貌，表明“正剧”同样具有感人的艺术力量。近年来，表现英模人物和当代文化名人的题材受到各地的重视，成就突出的有越剧《马寅初》、豫剧《焦裕禄》、沪剧《挑山女人》等。《马寅初》表现了一位学者对真理的坚守，令人钦敬。《焦裕禄》是河南豫剧院三团在总结数十年来现代戏创作经验、特别是创作《村官李天成》等作品经验的基础上的提升。作家、导演、演员对共产党人焦裕禄的思想感情有较深的体验和把握，所以舞台上的焦裕禄形象真实感人。《挑山女人》是在真实人物的基础上的典型概括，作品从一个普通女人“挑山”的行动中展现了一位母亲的担当精神，一位普通女人对社会的奉献。
改编中外名著成为现代戏创作一道别样的风景。根据“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名著改编的京剧《骆驼祥子》、川剧《金子》《死水微澜》、甬剧《典妻》、花鼓戏《原野情仇》等，表现了特定时代的生活面貌，并把新文学作家的人文关怀情感融入剧中。近年多个剧种演出了改编自莎士比亚、奥尼尔等作家的作品，拓展了戏曲剧目的题材，而淮剧《小镇》的创作灵感来自马克·吐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并借鉴了小说的部分情节，把外国流行的“救赎”理念与中国“自省”的传统道德结合起来，增强了现代戏的哲理内涵。
从以上简略的叙述可以看到，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数十年和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现代戏的创作首先确实是“为人生”——重思想意义和社会效果，但剧作家、艺术家并没有放松艺术的追求。首先是文学性的不断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戏曲创作也接受了外国文艺的影响，吸收了他们的方法和艺术元素，也出现过“探索性剧目”“荒诞剧”等潮流，但由于戏曲一直是与群众紧密联系的剧场艺术，它要受到广大群众审美爱好的制约，所以它没有出现如诗歌等文学领域那么多在外国流行的“主义”，而是从内容到形式更重视弘扬传统美学思想。许多作品能够把中国古典文学重“意趣神色”的优良传统与时代精神融汇起来，其思想深度、艺术感染力与当代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相比毫不逊色。在舞台艺术方面，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戏，在景物造型上还多向话剧学习，偏实一些，而到近年，许多现代戏更向传统的美学精神回归。有些作品，如川剧《金子》《死水微澜》等利用灯光、转台等新的技术，使戏曲时空自由的特点得到更大的发挥。现代戏创作的难度确实更大，它向剧作家、艺术家提出了许多新的难题。而剧作家、艺术家正是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把戏曲艺术不断推向前进。许多优秀的导演，如余笑予、谢平安、张曼君等，都努力扩展现代戏的表现力，使戏曲舞台呈现出新的面貌。现代戏也造就了一大批为群众所熟悉和热爱的优秀演员。如演《焦裕禄》的贾文龙和在《挑山女人》中扮演主人公王美英的华雯都使自己的表演艺术水平达到了新的高度。
由此可见，现代戏创作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废墟”和“陷阱”，但现代戏创作确实是一条艰辛之路。不能以为现代戏“题材重要”就可以轻易取得成功，更不能以为大家都说“难”就放松艺术上的追求，艺术创作与科学研究一样没有平坦的大道，让我们记住马克思的话：“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不畏艰险奋勇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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